邓小平说：“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，完善不完善，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。”“这三条”即——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，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。(封面/陈国英作品)

　　邓小平：谋划制度理想

　　“在邓小平的骨子里，改革从来没有动摇过。说他最后不搞改革了，这是不对的”

　　从现在开始的未来6年左右，对于中国人到底有多重要？

　　1992年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曾作出预言。

　　在那次让改革开放走上新阶段的谈话中，有这样一段表述：“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，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、更加定型的制度。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、政策，也将更加定型化。”

　　如今，习近平表达了在同样的时间点达到同样目标的决心。

　　2014年2月，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，习近平开篇就讲述了自己对于邓小平这一预言的深刻印象。 在这次重要讲话中，习近平说：“今天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，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、为人民幸福安康、为社会和谐稳定、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、更稳定、更管用的制度体系。”

　　此前，备受关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除了同样强调“更加成熟、更加定型”，还将目标时间明确为2020年。

　　改革开放30多年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也有人说可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。

　　改革如同闯关。这30多年间，中国人也曾多次面临高高低低的改革关口。而这一次，在“改革必须硬碰硬”直逼眼前的时刻，两代最高领导人对于国与民的制度承诺，在此契合。

　　这无疑也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一道险峻关隘。终点显然不会是“三权分立”——尽管改革艰难，但他们对于自己所坚持的道路同样自信。

　　比如邓小平对于民主集中制就曾说：“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。”  

　　用习近平的话说：“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。”

　　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，回溯他对于国家与政党制度体系的构想，慎思他的未竟事业，必然会对中国道路的未来有更清晰的判断。

　　更高更切实的民主

　　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姜淑萍看来，邓小平的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一文是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纲领性文件。

　　也许它不如开启改革开放大幕的《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》以及南方谈话那样让人熟知，但这篇通常所称 的“八？一八”讲话，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。 30多年后的今天，人们会把它视作新时期中国制度建设的起点。

　　“八？一八”讲话就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。会后不到两周，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，邓小平、李先念等六位老同志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，给全国老干部作出表率。 “‘八？一八’是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，在当时的现实意义主要是解决党内的新老接班、年轻化的问题。有人说，邓小平搞改革，只搞经济方面的改革，不重视政治方面的改革。这是不对的。这个讲话可以证明，在新时期一开始他就在考虑和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。”姜淑萍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说。

　　作为中共中央的工作部门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任务是：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，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，编辑、研究党和国家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。第三编研部承担编辑邓小平著作，撰写邓小平年谱、传记等任务。

　　“‘文化大革命’结束后，拨乱反正，老干部解放出来，重新回到各级领导岗位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，老干部中许多人年迈体弱，力不从心，难以胜任，干部年轻化迫在眉睫。这就是‘八？一八’讲话的大背景。”姜淑萍说。

　　不过，这篇讲话之所以被称为“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”，是因为它并非就事论事。

　　除了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、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——官僚主义、权力过分集中、家长制、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，邓小平还说：“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，完善不完善，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。”

　　“这三条”即——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，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。  

　　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

　　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蒋永清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，但还需要有组织路线来保证。所以，邓小平把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，实现干部新老交替，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。他认为这是关系党的百年大计的根本问题，提出要趁老干部还在，在三五年内调整、安排好各级领导班子。  

　　1982年中共十二大进一步阐述了“八？一八”讲话的主要内容，强调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，不设中央主席和地方各级党委第一书记，为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作出制度安排。

　　作为一种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性策略，还建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。

　　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张曙说，与此同时，围绕领导制度问题的立法进程明显加快。

　　“八？一八”讲话中说：“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，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。”

　　张曙认为，法制建设是邓小平对于制度建设的根本主张之一。

　　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、时任修宪委员会副秘书长的王汉斌曾回忆说，1982年之前的三部宪法都是总纲之后，依次为 　《国家机构》、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》两章。这次修宪，讨论焦点之一是，是否把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》作为第一章。它的实质是用宪法来明确：先有公民权利、然后根据公民的授权产生国家机构，还是先有国家机构来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。

　　经过请示邓小平，“还是要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摆在国家机构前面。这个决定很重要。”

　　更早时，在1978年底著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邓小平曾就法制建设作出了“有比没有好，快搞比慢搞好”的指示。

　　由是，从1979年3月到6月底，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在3个多月内提出7件法律草案，中国立法工作在中断了20多年后重新恢复并取得重大突破。

　　张曙说：“以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为重点的领导制度建设，从进入新时期后有序进行。”

　　这些努力包括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，创设中央顾问委员会；确立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国家机构系统，恢复国家主席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等国家机构。

　　1982年中共十二大修订党章后至今的30多年，都如期召开各次党代会。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两届，取消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。

　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，邓小平看到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。改革，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，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。

　　“他认识到，政治体制改革要是跟不上，那么经济改革也进行不下去，所以强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，并且对于改什么、怎么改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都有明确的论述。这方面的论述在1986年、1987年非常多，非常充分。”姜淑萍说。